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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自然疗法可以挑战权威的医学理论吗

时间:2012-2-21 浏览次数:2049

1971年以来,赫尔伯特•彼切曼博士、教授就是维也纳大学的正式大学教授,他讲授理论物理学。在过去的35年里,他在欧洲、美国、远东和近东进行了大量的学术巡讲,并多次被授予了客座教授的席位。除此之外,他还发表出版了200余篇(本)论文、著作,也是很多科研机构的成员,同时,他也是维也纳国际整体医学学术委员会的顾问。

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雅典的哲学思想。大约在2500年以前,这个哲学思想肇始于对“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思维?”的问题的探讨与争论。

非常有趣的是,在那个时代里,在所有的文化文明里都有其踪迹。比如说,在中国就有老子和孔夫子争鸣他们的“逻辑思维”。那时的人们刚从神秘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却又深陷于理论思维的泥沼之中。突然,他们对于“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的问题,不再是那么地肯定,但他们知道,生活终究是会走向终结的。

为了促使一种通论(整体性理论)的形成,就有必要在争鸣的理论中树立一些事物。对此,就需要一些公认通行的思维规则了。

在中国可以有不同思维模式的百家争鸣的时候,与此相对,在西方世界里,人们正准备孤注一掷了。

每种模式都有优点和缺点,它应该只是,人们把模式当作可能性,而不是当作必要性去理解。

在西方世界里,最先早的学术争论可以回溯到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两个人身上,即巴门尼德斯和赫拉克利特之间。

他们两人争论的问题是:“存在到底是什么呢?”,以及“如果存在‘存在’,那么是否也存在‘不存在’呢?”。巴门尼德斯的回答是,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存在’就是‘不存在’的相反对立面”。而赫拉克利特的回答则为:“‘存在’和‘不存在’本来就是共同的状态”。

巴门尼德斯的思维规则是唯一性和异议自由。赫拉克利特则以“万物都是流动的”反对唯一性,以其名言“斗争是万物之父”去反对异议自由。

现在,我们用黑格尔的“实然范畴中的思维”和“应然范畴中的思维”这样的话,来表述上述两种思维模式,那它们就成了“静态的”和“动态的”。

此外,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以赫拉克利特的模式进行思维。相反,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则以下列定理表述了巴门尼德斯的要求:

1)同一性定理:要求概念的唯一性;

2)矛盾定理:要求陈述异议的自由;

3)不可能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就是……

直到现在,这也一直是正式的官方的逻辑,毕竟这意味着:要理解什么东西,我们就得清除掉它。

亚里斯多德以他的不可能的第三条道路加强了异议自由的理论。“如果两个定理相互之间是完全矛盾相反的,那么最后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思维模式,但它也有其界限的,亚里斯多德对之也是有所了解的:在正确与真实之间是有区别的,与逻辑公理相协调统一的,是正确的,但并不必然是真实的。认识到这一点并研究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

存在数学这样一门科学,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去检测监督其它事物是否和逻辑公理相和谐相统一。

形式上的正确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区别,在医学上则可以用这样的定理来表达:“手术成功了,患者却死了。”

这个定理具有很大的讽刺性,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讽刺的时代中,因为我们比重视真实的更加重视形式的。

真实的只有在原则上被人们怀疑时才存在,因为真实性需要切身地支持。在数学论证的意义上,假如存在哥特巴赫猜想的论证,那么,就再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信仰了,因为切身亲自地声明自己的信仰,已经不再是那样的关系重大了。

在这一点上,西方世界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信仰和知识根源于不同的源头。希腊给我们提供了知识,而我们的信仰,则直到500年之后才获得。

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拥有了一个被分裂的文化———一个既高举异议自由大旗,但又在其内部自我分裂,并因此而彼此相互矛盾对立的文化。

信仰和知识的整合混同,导致了罗马教对整体统一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捍卫;并从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产生了对新事物的渴望渴求。直到17世纪,这个新时代才由笛卡尔、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开启。笛卡尔曾说:“除了由威望德行支撑的通往真理的入口之外,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入口,我应该自己找到通往真理的入口。一个可能性是,我所怀疑的一切,如果日后习以为常了,那么也就成为真实的了。”这个唯一,即笛卡尔习以为常的唯一,就是那个定理:“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建构并没有导向自然科学。相反,伽利略却以他的实验方法导向了自然科学。

过去已经采用过的手段方法,即使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他的全部活动领域内常常也是无法掌握的。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经验科学。自然科学的定理可能会直接和经验产生冲突!

伽利略定理:“所有物体下坠的速度是相同的”,这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是完全矛盾相反的。为了在月球上做试验或做实验,我们必须飞往月球。

实验与经验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因为可重复性、量子作用(所有的事物,能测量的进行测量,不能测量的使之能够被测量。)以及分析(局限于简单或被简化了的现象上)三种事物。

由此,人们得到这样的可能性,除了争执冲突之外,还能树立一定的使人们呼吸紧张大为惊讶的事物,这在某种模式上也是成功了的。因此,这种模式已成为应给予重视的人类继续发展的基础。应给予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不会有错的。

但从应然范畴的思维模式意义上看,无论何时,在历史长河中总会出现一个人们能够认出把握的时间点:仅仅只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现在看来是不理性的不明智的。

在医学上,我们也不能放弃上天对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恩赐,问题在于,人们是否仅仅只能局限于此。

伽利略曾教导我们,除了争执冲突外,怎样才能使他的方法与一般的通常的定理并存;如果在区分物质和精神时没有前提条件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是万能的了。因为这种方法只对时间和空间上的物质有效。

以物质观上的事实结构加以限制的足够理由的定理被当作第四条逻辑公理得以补充添加进来。

因此,在某个作用的动力原因意义上看,作用的动力原因与因果关系是具有内在联系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归结于作用的动力原因是理性的明智的,因为在那里,这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有关。因此,所有的,即借助作用的动力原因无法阐明解释的事物,就得从自然科学领域内清除出去。

为什么顺势疗法在学院医学中得不到承认的原因,仅仅只是,她无法给出作用的动力原因。某人在不能按照作用的动力原因的原理给出理由说明时,就可以去做他想做的,而不用证明他所做的。如果这与人类范畴有关,他也就不再需要它了。

医学上的处理治疗的原因不仅仅只是作用的动力原因,还有使患者病人因此产生能被治愈和更好感觉的确信。

一个由自然科学引导的医学不能仅仅只是深入研究个别的患者,这不是上述方法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的事实结构的基石实验和逻辑的公理,却基本上不能包含这个唯一性了。戏剧性地说:由自然科学导引的医学不能仅仅只是深入研究个别的患者,这不是上述方法的应有之义,同理,异议自由的矛盾对立面是广义上的“生活”。

以逻辑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疾病下的定义,不能把全体人类的整体观当作对标准范围内的数值的偏离。

歌德曾以他的含有有色学说的相对性反对自然科学的-逻辑的思维。

世世代代以来,对立相反的思维中含有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原理: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治疗方法是针灸法。相互对立相反的疾病概念是针灸法的基础。疾病概念是以这为基础的:疾病是对平衡的侵扰破坏,是器官之间的相互斗争。

最后,在赫拉克利特的思维中存在以对立相反为前提的辩证法意义上的疾病概念:人们仅以自身自力也能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没有其它人能够使他恢复健康;而患者却又受到与之对立相反的理念的煎熬折磨,因为他已经病了,所以,他不能自身自力地恢复健康。

在这里导引发展而成的整合统一就是:医生是自我康复患者的好帮手。

在这个思维范畴中,也可以允许使用顺势疗法的医药,因为这已不再会产生一个作用的动力原因的内在联系,而是在最后之时决定,是否采用特定的处理治疗方法,以引导患者自我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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